我们何必非要钻个税起征点这个副作用很大的牛角尖呢？又有人说，当年设立800元个税起征点时，只有极少数人需要纳税。

而这个时候，沿海工厂急需农民工，农民难以在家久留。三实际上，即使如此，看起来的民工年年荒，其实也只是春节才荒，这个时候的民工荒，是因为农民工在工厂的劳动不能累积（即劳动报酬并不随工龄增加而增长，甚至会随年龄增长下降），农民工换个地方碰运气的成本就极低，他们返乡过春节，之后再到哪里务工，得再想一想。

农产品价格上涨（2010年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尤其让人深刻印象），一方面使进城务工生活成本增加，一方面使务农收益增加，这两个增加，就使农民工期待更高工资和更好务工条件，也有更多不外出的选择空间。七最后再说说大学生与农民工的工资。六2009年春节是最近几年中唯一一次没有媒体报道民工荒的春节。但城市生活成本也在上涨，其中推高城市生活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民工荒，仅是春节时的正常情况，因为沿海工厂并不为农民工提供真正保障，农民工年节要返回农村家乡，再外出则要考虑下一步的务工方向。

随着中西部经济发展尤其是随着产业递度转移，农民在不远离家乡的情况下也可以到工厂务工，则于农于工，都是大大的好事。在家务农，一年可以有万元以上收入了。如果在次贷分销的过程中，能够做到信息充分，还会有那么多的商业银行来接手和购买这种次贷分销业务吗？如果信息果真是充分的，也就完全有可能把这种次贷业务的规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而有效地避免这场可怕的危机。

1、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那么，中国的客观经济现实是不是需求不足呢？难道在中国目前需求严重不足的客观环境下，仍然进一步刺激投资，真能够创造出足够的需求吗？如果没有大量的贸易顺差来消耗高投资带来的超大量供给，中国的经济高增长能实现吗？目前中国的贸易顺差还有多大发展空间，还能够支撑多大的投资增量？在目前的中国还能够大幅度增加投资吗？有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所有这些问题都能成为反驳张先生上述理论的依据。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它们在宇宙大爆炸前能够有效吗？所以，正确的经济决策所适合的经济理论也必须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世界上不可能存在能够适合任何环境的永恒真理。现在，企业管人越来越难管了，又要变成过去‘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

本文分十个主题来讨论中国的市场经济问题。张维迎先生说：公平可以理解为‘ 机会均等，也可以理解为 ‘ 结果均等。

我们也先来仔细地欣赏哈耶克在这方面的精彩论述：在过去，使文明能够成长壮大的正是人们对市场的非人为力量的服从，没有这种服从，文明就不可能得到发展。权力是腐败的‘本，其他方面是‘表。二是，必须建立和完善能够有效实现反腐败的政治和法律的制度保障。这样的结果就是：第一，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易，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是真正地自由、自主、自愿的。

而这种垄断的趋势客观上存在着对市场自身功能的制约和危害。这是又一个中国主流学术理论界的耻辱。[10]但却认为：我不是说不需要政府，但政府绝对不要直接介入经济。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常识。

……我想这是二三十年来经济学家达成的一个共识。但经济学家和专职政治家不能这样，经济学家和专职政治家必须不食人间烟火，不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

本问虽然指明是和张维迎先生商榷，只是因为本文的引文大多数都来自张维迎先生的网上文章，实质上是向中国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界的共识提出挑战。张维迎先生认为：企业不创造价值就不能获得收入，政府即使不创造价值，通过税收也可以获得收入。

重要的是，我们不但必须承认人类具有相对的理性，而且必须明白人类必须不断地努力去完善这种相对的理性，也就是必须不断努力地去理解、认识客观世界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来建立和完善我们并不完善的、相对正确的理论。经济学家刘易斯曾经提出劳动力价格拐点的理论。9、 人类的无知与理性面对错综复杂的宏观经济，我们人类到底能不能有所作为？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经济学问题。[13] 弗里德曼曾经研究过美国政府医药管制的实例，发现负责医药管理的那些官员，负有极大的责任————如果他们审批后，发出许可的药是假的，那是有责任的。在这里，不管是我们人类客观上真的是多么地无知，但只要我们是人，而不是动物，我们就应该，并有责任去争取和完善我们的理性。我们国家，现在有太多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里，而不是国民手里。

过去人们的服从是出于现在有些人认为是迷信的那些信仰，出于宗教的谦卑精神，还是出于对早期的经济学者的浅薄说教的尊重，这都没关系。而且只有当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准备服从这种再调整需要，我们才能作为能够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人而度过这一困难时期。

我想，任何有基本经济常识的人都应该明白有效的政府政策应该是怎样的。这也是为什么法律不可能回过头来追究当初给次贷定级的评级人士的责任的原因。

但国外几十年管制的经验、大量的案例已经证明，管制可能比市场做得更坏而不是更好。学者讨论问题时要讲学术规范，讲逻辑，不能哗众取宠。

那么，张先生说的，《卖拐》中庸医害人，是否世界上出现了庸医后，人们都不应该再找医生看病了？文盲都知道不可能，我相信张先生也不至于傻到因噎废食。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共同贫困，所以，共同富裕必须建立在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上，而共同富裕又是经济发展的目标，经济发展必须有效地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只有少数人致富的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创造出来财富为少数人攫取的模式，既没有社会现实意义，从长远来说也不能真正地持续高速发展。这似乎就等于否认了政府调控经济的必要性。实践证明私有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没有如马克思所说的必然灭亡的根本原因就是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理论诞生后，工会和政府的合理介入工资领域的调节作用。

而且大家都知道，在市场经济起源时期，就不存在法律的规范，市场同样存在。如果只有一个医生，他把你的身体治得越糟糕，你就越要依靠他。

虽然目前中国实质上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沿海地区已经出现民工荒，但要真正达到劳动力饱和状况，并非指日可待，肯定还将有一个相当漫长的、痛苦的磨合期。而中国的企业家，太多地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比如说，要想这件事今天能不能做，明天还有什么事可以做，比如奖金能不能发、期权能不能搞，等等。

这是因为， 信息充分的条件，不但包括信息传播方面尖端、发达的技术和设备，而且还包含着许多主观理解的因素。第一个是市场的先天性缺陷。

1、 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8、中国应该怎样有效地反腐败我认为，世界各国反腐败成功的实践经验，就是上述二大必要条件：绝大多数民众的启蒙、觉醒并赋予他们自觉、主动地监督和制衡公共权力的民主权利。这可以说是管制失败的一个具体例证。确实，政府实际上要做的是制定一些规则，但保证规则的执行更重要。

至少中国目前还远远没有这种近患。[7]如果2001年美国不救市，现在世界的危机就不会这么严重，当时只是一个小危机、小泡沫，后面可以再健康地前进。

多数人赞同的理论不一定是正确的理论，否则就不会有科学，也不需要科学。也可以指责这种过宽的评级是受到市场利益的干涉和扰乱。

而且近期召开的当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还提出必须进一步改善占人口大多数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福利。用现代经济学理论讲，改革方案只有在满足相关政府部门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时才能得以实施。